项俊波：保险业应构建三大格局

[28]刘守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页。

2002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通知》，扩大公开制度的适用领域。但是，供给视角的制度定位决定了传统制度始终无法满足以公众为中心的网络时代要求。

在此基础上，1987年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17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向本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筹集。各国纷纷制定行动计划，推动开放政府步伐。[24]对于条例本身存在盲区的分析，可见如杜学文：《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成因与对策》，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3期。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政务公开还只是1.0版的政务公开制度。中央对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核心要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公开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之举，是实现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政务公开的原则与范围方面较《条例》规定有实质性的提升： 一是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包括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较《条例》规定的公开范围要广得多。由此可见，升级版政务公开制度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实践自发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加以完善并推广，通过《条例》修改打造3.0版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现及时高效、多向互动、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等特点，推动政务公开制度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有关基本权利的限制，各国宪法条文虽然规定方式不一，不过其模式大致相同，大多表现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基本权利的具体限制（含限制主体、条件等）的A+B模式。

最后，政治权利往往是积极权利而表达自由则是消极权利。并且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该司法解释无疑超越了我国《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层级安排。在犯罪分子的主刑期满后，仍然剥夺其政治权利无疑是宣扬其以前的劣迹，易造成其自信心和责任心的减损，增加其融入社会的难度，因此……实在无法承认，褫夺公权（含剥夺政治权利与表达自由）有作为一般性刑罚的必要。[52]同前注[13],林来梵书，第126页。

如德国《基本法》第11条针对迁徙自由即规定：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此条文不仅意味着我国《刑法》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地位，规定其打击对象范围和具体适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文将原用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即剥夺政治权利刑，与针对属于人民范围的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资格刑相结合，笼统地规定为剥夺政治权利刑。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对选举权规定限制条件是基于如下信念的：一个享受民主参与权利的人必须与国家有着某种关系（如公民资格）,[49]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个人成熟性以能够为国家承担责任。[49]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公民资格则表现为人民资格，不属于人民这一群体的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不享有选举权。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我国《宪法》上要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制由宪法委托之授权立法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并非宪法委托所对应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主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难以承担此法律功能。刑法实务界大多均遵循该条文的规定，认为其内容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权、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三项。后者针对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共有17个具体条文和罪名）。此立法模式在被奉为宪法经典文本的德国《基本法》中俯拾皆是。

即使如持该论者所说，由法官通过限制解释的方法来确定政治性表达的范围,[43]仅剥夺犯罪分子政治性的表达权利,执行层面也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美国刑法也没有剥夺政治权利刑之规定。

[19] 我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项表达自由权时，并未如我国《宪法》第34条所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样规定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也就是说这六项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我国《宪法》第35条并没有规定上述六项权利可以剥夺，这一点不同于我国《宪法》第34条的表述，因此我国《刑法》第54条第2款所规定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之内容是缺乏明文的宪法规定之依据的。[40]激进方案考虑到剥夺政治权利刑执行困难，[41]执行后意义不大的现实情况，更兼之该刑种之内容存在难以摆脱的违宪嫌疑，为迎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轻缓化和资格刑地位逐渐降低的趋势，主张完全废止剥夺政治权利刑。

我国学者对何为政治权利见仁见智，观点不一。（三）取其中道融其优点的改良方案 如上所述，鉴于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且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现实情况，难以适应域外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笔者认为，当取上述两方案之中道，融合其优点，避其弊端，采用折中主义的改良方案，才能切实解决本文上述分析的有关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诸多难题。新中国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最早理论依据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三是笔者所倡的取上述两方案之中道，吸收两方案之优点而避免其不良影响的折中改良方案。[7]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0年版，第506页。依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和我国《刑法》有关条文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之打击对象范围仅限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上述犯罪类型，不宜也不能轻易扩大。

此立法模式实际包含如下理论预设：基本权利一章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内容，如果未在宪法条文中作出具体化、特殊化的规定，则基本权利之内容不得轻易予以克减，更不能轻言剥夺或废止。[3]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8]如学者吴平认为，不应当把宪法第35条规定的表达自由纳入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之中。二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

[26]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它是神圣的，神圣的意思是超凡人圣的，源自彼岸世界而非尘世，人们对此心怀崇敬与敬畏，甚至是一种信仰。

[28]同上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书，第339页。[12]参见前注[9],刘松山文。不少国家已经废除资格刑而以保安处分替代，并用刑法以外的法律加以相应的规制。显然，该司法解释不仅没有充分考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操作标准模糊的难题，对法官肆意量刑的危险警惕不够，更破坏了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对公民人身权利应当由法律予以限制的立法权力层级结构，违反了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保护的精神。

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宪法基本权利条文中直接加以具体的限制。这主要取决于学者所采用的基本权利类型的划分方法，依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往往导致政治权利这一类型权利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对某些犯罪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进行剥夺或者限制，并非我国法上的特例，在世界各国刑法中亦较为普遍。[54]类似观点参见马松建：《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完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进入专题： 剥夺政治权利 。

[37]此种刑事立法例适应世界刑罚轻缓化的主流发展趋势，并契合了公民权利保障之发展的世界潮流。钱端升、王世杰：《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3-155页。但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56条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其历史演进上看，其打击对象和刑罚内容的范围明显扩张过度。

与此逻辑推论相似，有学者指出西方世界的权利观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自然的，亦即先于人造的，宪法是人造的，所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是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生的。前者针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17]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孕育与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一）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 保守方案旨在维持当前我国《刑法》第56条之规定，维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整体性权威。

其次，限缩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对象，将其严格限定在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应当剥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范围内，并且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大和类推适用应当慎之又慎。（2）担任国家职务之权。